经导管动脉栓塞术治疗肝癌：最新临床证据

 Yì-Xiáng Wáng (王毅翔 )¹, Thierry De Baere², Jean-Marc Idée³, Sébastien Ballet³

¹Department of Imaging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SAR, China;

²Gustave Roussy, Department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Villejuif, France;

³Guerbet, Division of Research & Innovation, Aulnay-sous-Bois, France

Correspondence to: Yì-Xiáng J. Wáng. Department of Imaging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SAR, China. Email: yixiang_wang@cuhk.edu.hk.

摘要

对不能接受根治性治疗如肝移植、肿瘤切除术或经皮射频消融术的肝细胞肝癌(HCC)患者，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或放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radioembolization, TARE)是治疗的核心手段。近期研究证据显示：对于无血管侵犯、3厘米及以下单结节型HCC患者，TACE与肿瘤切除术及射频消融术后的5年总生存率相似。尽管已应用数十年，碘油(超液化碘油®, Lipiodol® Ultra Fluid, Guerbet, France)作为一种亲肿瘤性且不透射线的药物运输载体在肿瘤介入治疗中的地位依然重要。药物缓释微球 (Drug-eluting bead, DEB)是栓塞术中一种较新型的药物输送方式， 既可维持药物浓度，也可持续释放抗癌药。现有三种DEB可供临床选择使用，即Tandem® (CeloNova Biosciences Inc.)， DC-Beads® (BTG, UK)和 HepaSphere® (BioSphere Medical, Inc., USA)。经动脉放疗栓塞术已被证实可安全有效地运用于晚期肝癌及有肝血管侵犯的患者。两种放射性栓塞微粒可供临床选择使用，即SIR-Spheres® (Sirtex Medical Limited, Australia)和 TheraSphere® (BTG, UK)。 本文总结肝癌经导管动脉治疗的关键临床试验。

关键词：经动脉；化疗栓塞；肝细胞癌；药物缓释微球；微球；碘油；放疗栓塞；钇-90.

1. 肝细胞癌微创治疗的选择

经皮消融术，包括经皮注入无水乙醇疗法(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 PEI) 和射频消融术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是非外科手术切除或无肝移植适应症的早期肝细胞癌 (HCC)患者的首选疗法。常规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是不能接受根治疗法的HCC患者的金标准疗法。如接受每种疗法的患者的基础肝功能相似，则单结节型小肝癌患者化疗栓塞术后的远期生存率与外科肿瘤切除和RFA术一致[1，2 ]。

PEI 和RFA 均广泛用于临床。应用PEI时肿瘤内的纤维间隔和/或肿瘤包膜会阻隔乙醇导致药物分布不均匀。PEI 对直径大于2厘米的肿瘤治疗效果有限，并且需要历经多次注射。相比之下，RFA可以导致肿瘤及周边实质的凝固性坏死，消除一些未检测到的卫星灶。RFA对单结节型小肝癌的治疗与外科切除一样有效[3，4]。然而靠近主要器官或肝包膜的病灶是RFA禁忌症[5]。Giorgio等[6]比较了随机分组接受PEI或RFA的直径≤3厘米的单结节型HCC患者治疗后的5年生存，发现两组间总生存率与局部复发率均无差异。Oeda等 [7]评估了98例接受PEI的患者和92例接受RFA的患者中治疗方法与总生存率二者间的联系。PEI组的5年生存率为40%，而RFA组为51%(p = 0.04)。肿瘤分期II期患者RFA治疗后的个体生存优于PEI (5年生存率: RFA组48% vs PEI组 28%, p = 0.03)。不过RFA的并发症更多，且比PEI更昂贵。近期一项关于前瞻性10年期8500病例的荟萃分析显示，RFA能使早期HCC和肝功能Child–Pugh A级的患者以更低花费获得与外科切除术后相似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8]。对于关于符合行经皮消融术条件的患者，虽然RFA通常被用为一线治疗，但对合适的小肝癌患者应考虑使用更低花费及并发症率更低的PEI，尤其是对于由于病灶位置难以行RFA的患者[9，10]。

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11]广泛应用于欧洲跟美国的HCC治疗[图1]。欧洲肝病研究协会(EASL)跟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ASLD)[12]指南支持BCLC分期系统有利于评估预后及计划治疗。

图1. 欧洲肝病研究协会(EASL)；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 (EORTC)。EASL-EORTC肝细胞肝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系统及治疗策略 (BCLC)，2011年最新版。

在亚洲，肝功能欠佳的晚期肝癌患者中外科切除术的运用更为激进。图2显示日本肝病协会(JSH)于2010年更新版提议的基于共识的临床实践指南[13]。香港肝癌(HKLC)协会新近发布的分期及治疗分配体系确认了对属于BCLC中期及晚期的肝癌患者实施的治疗较BCLC分期的推荐治疗更为激进[图3. 14]。

图2.日本肝病协会(JSH)提议的基于共识的HCC治疗流程图2010年修订版

附注：

*1 =当肝外转移非为影响预后的因素时，就像肝外转移为阴性那样采取治疗方案。

*2 =索拉非尼是此种病情标准化治疗的首选。

*3 =根据日本循证临床实践指南，推荐对乏血供结节密切随访观察。不过，局部射频消融术用于下列病例：(1) 结节病理诊断为早期HCC，(2) Gd-EOB-MRI显示结节摄取降低，或(3) CTAP(CT动脉门静脉造影)显示门静脉血流减少，原因为已知这些结节通常会进展为典型的晚期HCC。

*4 =当无手术切除指征时，即使对直径超过3 cm的HCC结节也常用TACE与射频消融术的联合治疗。

*5 = TACE为此病情的一线治疗。对TACE难治性病人推荐运用内植性肝动脉灌注化疗。治疗方案通常为低剂量FP(5-FU CDDP)或动脉内5-FU灌注联合系统性IFN治疗。肝功能为Child-Pugh A 级的TACE难治性病人可选择索拉非尼(Sorafenib)治疗。

*7 =米兰标准：肿瘤结节直径≤3 cm且结节数目≤3；或孤立性结节≤5 cm。对频繁复发的HCC病人，即使肝功能良好(Child-Pugh A/B) 有时也可考虑肝移植。

*8 = 对Vp3(门静脉初级分支受侵)或Vp4 (门静脉主干受侵)的HCC病人， 推荐运用索拉非尼和肝动脉灌注化疗。

*9 =当门静脉最低限度受侵时，诸如Vp1(门静脉三级或更外周的分支受侵)或Vp2 (门静脉二级分支受侵)时，常用外科切除和TACE治疗。

*10=在无肝移植指征，无肝性脑病，无不可控性肝脓肿，无低胆红素水平(<3.0 mg/dl)的情况下，即使对Child-Pugh C级的病人也应采取局部射频消融术或亚段TACE。然而，因无Child- Pugh C级病人生存获益的证据，这只能视作一种试验性治疗；尚需阐明该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即使在Child-Pugh A/B 级病人中，相对年轻的病人或根治性治疗后的早期复发HCC有时也采用肝移植。

图3.香港肝癌治疗方案 (HKLC)。EVM(extrahepatic vascular invasion/ metastasis): 肝外血管侵犯/转移。早期肿瘤：≤5 cm，≤3的肿瘤结节，无肝外血管侵犯；中期肿瘤：1)≤5 cm，或>3的肿瘤结节，或有肝外血管侵犯，或2) >5 cm，>3肿瘤结节且无肝外血管侵犯；晚期肿瘤: 1) ≤5 cm， >3肿瘤结节且有肝外血管侵犯, 或 2) >5 cm， >3肿瘤结节和/或有肝外血管侵犯， 或 3) 肿瘤扩散。

近来Yang等 作者比较了肝癌切除，RFA及传统TACE于长期生存方面的疗效[15]。他们发现在小于3厘米的单结节型HCC且无血管侵犯的患者中，如患者的基础肝功能接近，则传统TACE (c-TACE)与肝癌切除、RFA术后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没有区别。此外，虽然部分患者需要重复治疗，但初始治疗为c-TACE的大多数患者可达完全缓解 (complete response, CR)；而完全缓解是生存的一个独立预测因素之一。将c-TACE用作初始治疗时，应立求得完全缓解，并监测肿瘤复发。以前一系列研究证明TACE治疗早期HCC后的总生存率近似于外科切除术[16， 17]，Yang等上述结果与此一致。

2. 动脉栓塞化疗(TACE)操作流程

依据AASLD [12] 和 EASL [11]发布的指南，HCC患者无手术、肝移植或消融术适应症时，如无血管侵犯或肝外扩散，推荐TACE为一线治疗。
肝肿瘤TACE包括下列步骤：

(1)评估门静脉通畅性
(2)肝血管造影术评估肝动脉解剖及其可能变异
(3)确定肿瘤动脉血供
(4)识别治疗过程中需避开的动脉，诸如胃右动脉和十二指肠上动脉
(5)确认门静脉开放性或有门静脉癌栓时经侧支循环入肝的血流

在TACE之前，进行一次细致的血管造影术以查找定位所有的肿瘤动脉血供，其中包含任何可能存在的肝外动脉肿瘤血供。置入导管后，注射任何化疗药物前进行一次动脉造影以确定血管解剖至关重要。这种超选择性造影可能显示腹腔动脉或肠系膜上动脉造影未显现的结构，如胆囊动脉、胃右动脉、起自治疗的肝靶动脉的镰状动脉；或可显示导丝诱发的靶动脉痉挛。TACE操作目的在于完全阻断肿瘤血供分支，检查瘤体的肝外侧支动脉血供必不可少。包膜下肿瘤或外生型肿瘤的肝外侧支动脉血供更常见。随访CT 扫描中如发现存活肿瘤的周边部分，应注意观察有无此类动脉；原因是肝脏解剖紧邻横膈，横膈血供可以直接供应到肝脏，右膈下动脉是最常见的侧支循环。对出现肝动静脉短路(AV短路)的病人可实行改良式TACE，运用明胶海绵栓塞或球囊阻断肝静脉[18]。

随机临床试验(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RCTs)显示在生存改善方面阿霉素和其他药物如顺铂或表柔比星(epirubicin)无明显差异，至今并无证据表明任何单一化疗药物超越其他药物，或多药联合化疗优于单种药物化疗[19] 。

TACE并非早期肝癌的推荐一线治疗， 因超早期HCC血供并不丰富，其主要血供来自门静脉[20] 。

一个疗程传统TACE后患者完全缓解很罕见，应固定治疗间隔或根据治疗后反应安排多个疗程[21]。大多数复发的肿瘤由邻近段支动脉供血[22]。每3-8周评估一次患者。如横断面图像观察到显示肿瘤活性造影增强区域，则追加TACE疗程。根据肝动脉解剖，整个治疗一般需2到4个疗程。

3. 动脉栓塞化疗(TACE)的临床证据

证实生存期改善的最可靠方法为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RCTs)。然而最初小型的RCTs未显示TACE治疗对HCC患者的生存期有显著改善。2002年西班牙和香港的两个RCTs证实了c-TACE相对于最佳保守治疗对患者的生存期有改善[23， 24]。上述RCTs随后出现累积荟萃分析[25， 26]，研究显示相比接受保守治疗的对照组病人，TACE组的病人2年总死亡率显著降低。
近期一项含99名HCC患者的亚洲前瞻性合作研究中，传统TACE中位生存期为3.1年，2年总生存率为75%[27]。

4. 栓塞剂

应用栓塞剂可实现经导管血管阻塞，诸如明胶海绵、淀粉微球、聚乙烯醇(PVA)颗粒或胶原微粒。某些栓塞剂不是生物降解类，诸如聚乙烯醇颗粒。诸如明胶海绵、淀粉微球等生物降解类栓塞剂可反复用于经导管治疗。一般来说栓塞肝动脉末端分支的小栓塞剂(小于 100 µm)由于能预防肿瘤侧支动脉循环的形成而颇受欢迎。不过体积过小的栓塞剂如明胶粉剂会远至更细的血管而损伤瘤外的正常肝组织如胆管系统。

大鼠模型研究揭示栓塞颗粒的平均直径最低为40 μm。直径小于40 μm的微粒可以分布至非靶向器官比如肺[28]。另一方面大于1000 μm的颗粒可以引起导管堵塞。稀悬浮液的慢速灌注可致更多的远端动脉闭塞[29]。颗粒的弹性及形状同样发挥作用；与表面规则的颗粒相比，表面不规则的栓塞颗粒趋向阻塞较大直径的血管，高弹性颗粒更可能到达小血管[30]。动脉内栓塞术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颗粒反流，这可导致含其他器官甚至重要器官的非靶区栓塞。降低注入速率可减少反流和非靶区栓塞的风险。大小校准的微球（聚乙烯醇或丙烯酸共聚物明胶颗粒）可根据靶向血管而选择颗粒大小 [31]。

4.1明胶海绵

明胶海绵是最常用的栓塞剂之一，它是由纯化猪源性凝胶合成的止血剂，市场上叫Gelfoam®。为制备栓塞微粒，可将凝胶片切碎后混入液体内软化。微粒大小范围通常控制在0.5 – 2 mm。明胶海绵的血管闭塞为暂时性，几天到几周内会血管再通， 因此暂时性栓塞利于重复性动脉内治疗。由于明胶海绵颗粒大小常为毫米级，有可能在较大动脉内结块，而不能流入靶向小血管。明胶海绵也可制成粉剂而进入小血管，以此实现更远端的血管栓塞。不过因明胶粉渗入组织内部比Gelfoam® 深得多，更有可能导致非靶区栓塞。

4.2聚乙烯醇(PVA)

聚乙烯醇(PVA)颗粒引起永久性或半永久性血管闭塞。PVA安全性高，但因PVA颗粒大小及形状差异颇大，偶尔容易结块而堵塞导管。几家供应商研发了TACE专用的PVA微球，诸如PVA (Cook,  BloomingtonUSA)，Contours SE® 微球(Boston Scientific, Natick, USA) 和 Bead Block® (BTG，Surrey UK)。LC Bead® (BTG, Surrey UK)是由水凝胶核心覆盖聚乙烯醇构成。此类产品大小范围为100–1200μm[32]。一项比较研究显示应用明胶海绵与PVA颗粒作TACE治疗，两者之间基本没有患者生存期的差异 [33]。

4.3 Embosphere® 三丙烯微球®

为克服颗粒大小及形状不规则产生的问题，球形颗粒业已开发应用。Embosphere®（三丙烯微球®）是Merit Medical公司(Rockland, MA, USA)推出的一种球形栓塞剂。Embosphere®是永久性栓塞剂而且大小统一。三丙烯微球®不易聚集，表面光滑有亲水性，可比PVA颗粒渗入更深而栓塞更小血管[34]。然而Embosphere®或PVA何者为临床更有效的栓塞剂目前尚不明了。

4.4. Embozene® Embozene®

Embozene®是美国CeloNova生物科学公司(CeloNova BioSciences Inc., Atlanta, GA, USA)新近研发的一种抗炎抗菌的长效栓塞剂[35]。Embozene® 微球是唯一提供固定校准规格的栓塞剂，即100、 250、400、500、700和 900 μm。然而大小如此严控的Embozene® 微球是否对栓塞有附加临床功效有待验证。

4.5.生物降解性淀粉微球Spherex®

一些研究提示使用暂时性栓塞剂导致的栓塞后综合征较轻[36]。如前文讨论，明胶海绵可维持长达几周的血管闭塞，生物降解性淀粉微球(Spherex®, Magle Life Science, Lund, Sweden； EmboCept®, Pharmacept, Berlin, Germany)则提供持续时间较短的小血管暂时性闭塞。Spherex®由悬浮于生理盐水的无菌淀粉微球组成。TACE流程包含抗肿瘤药物与Spherex® 的联合灌注[37]。EmboCept S® (PharmaCept, Berlin, Germany)新近上市，其离体半降解期为35分钟，只有50 µm一种规格。淀粉微球在血流中被血清淀粉酶降解，60-80分钟内血管再通。以Spherex®、碘油®、抗肿瘤药的混合物作栓塞剂的TACE术后患者反应良好，该方法可作为不能耐受长效栓塞剂的患者的一种姑息治疗 [37]。

4.6 Lipiodol® 碘油®

碘油®(液化碘油®, Lipiodol® Ultra Fluid, Guerbet, Roissy, France)是一种碘的重量比为38%的油性造影剂。碘油®结合了4种特性，这可解释它为何于TACE程序中广泛应用：a)不透X线，b)可用于药物运输，具有输送治疗剂的多功能性，c) 亲肿瘤性，d) 诱发肿瘤微血管的暂时性栓塞[38-41]。碘油®设计目的并非达到完全及永久性动脉闭塞，因其最终会被冲出靶器官/靶区。当碘油®被选择性注射入肝动脉时，由于肿瘤的富血管性产生的虹吸作用及瘤内缺乏Kupffer细胞，碘油®会选择性地更多残留在肿瘤结节内达几周至一年以上。
碘油®被用作运输抗肿瘤药的工具。广谱抗肿瘤药通常与碘油®联用。当碘油®和药物的混合液被注入肿瘤的供血动脉时，抗肿瘤药从碘油®处缓慢释放并长时间维持瘤内高浓度。     

CT扫描上碘油®摄取不均匀的患者比摄取均匀的患者随访期肿瘤复发率更高。碘油®标记程度被发现是独立的预后因素[42， 43]。

5. 药物缓释微球

药物缓释微球是一种相对新颖的给药方法。这些微球既可固定剂量，又能持续可控地释放抗肿瘤药。相比接受传统化疗栓塞术的病人，DEB-TACE术后病例可观察到血药浓度峰值显著降低[44，45]。市售的两种微球，即DC/LC-Beads® (Biocompatibles,UK) 和HepaSphere® (BioSphere Medical, Inc., USA)可作为阿霉素载体用于HCC治疗。      

近期一项随机临床试验(Precision 意大利研究)比较了177名病人DC-Beads®与传统TACE二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发现其1年、2年生存率相似：使用DC/LC-Beads的TACE为86.2%和 56.8%，传统 TACE 为 83.5%和 55.4% (p = 0.949)。除用DEB的TACE术后病人疼痛较轻外，二组间副反应发生率严重性无明显差异[46]。近期发表两项荟萃分析（涉及7项RCT， 约700名病人）比较了DEB-TACE与传统TACE，结论是两种技术的临床疗效及耐受性相似[47，48]。值得注意的是，两项荟萃分析都未纳入Precision意大利研究。至今无重要证据支持DEB-TACE临床疗效或安全性更佳。   

传统TACE及基于药物缓释微球的TACE的重要特征总结见表1

表1.传统TACE及药物缓释微球TACE (DEB-TACE)的重要特征

6.动脉导管放疗栓塞术

由于正常肝组织对放射敏感，外粒子束照射HCC治疗作用有限。放射剂量超过40 Gray (Gy)单位的肝区照射可能导致临床-病理综合征，特征包括腹水、无黄疸性肝肿大、肝血清酶升高，一般治疗后几周到几个月发生。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微创性肝动脉放疗栓塞术(TARE)相应出现。放疗栓塞术定义为经皮动脉导管注入加载放射性同位素的微米级栓塞剂。钇-90(90Y)是该技术常用放射性核素。90Y 是一种纯β辐射元素，放射衰减后为稳定的锆；其物理半衰期为64.2小时。其产生的辐射平均组织穿透力为2.5 mm，最大为11 mm。因90Y的组织穿透力有限实现了局限性高剂量辐射，使肝坏死风险相对较低。市场上有两种栓塞微球：即SIR-Spheres®(Sirtex Medical Limited, Australia)和TheraSphere® (Biocompatibles, UK)。两种制剂在许多重要方面有所不同。TheraSphere® 放射性比度更高(2500 Bq)而微球数目较低(1.2 百万微球/3 GBq)。而SIR-Sphere®放射性比度较低但微球数目更多(约 40-80 百万微球/3 GBq)。        

TheraSphere®1999 年获FDA批准上市，为无手术切除指征却能适当放置肝动脉导管的HCC病人治疗。TheraSphere®由直径20 至 30 μm非生物降解性玻璃微球合成，90Y是玻璃成分之一。每千克组织含1 GBq(27 mCi)90Y，释放辐射剂量为50 Gy。
SIR-Sphere®2002年获食品安全管理局的预售许可，联合氟尿苷（floxuridine）用于治疗肝癌肠道转移。SIR-Sphere®由含90Y生物降解性树脂类微球组成，微球平均直径为35 μm (范围: 20–60 µm)。1个5 mL瓶内含3 GBq的90Y ，每瓶含40-80 百万的微球。校准时每个微球放射性比度为50 Bq。       

用于TACE的微粒超过100微米，与之形成对比用于TARE则是小得多的微粒(25-35 微米)，可到达肿瘤微血管。TARE的临床经验显示患者栓塞后综合征发生率低 [49-62]。Gulec等回顾性分析了接受90Y 树脂微球(SIR-Sphere®)栓塞治疗的40名原发和转移性肝癌患者的相关数据。治疗平均放射性比度为1.2 GBq ，肿瘤吸收剂量范围为40.1 到494.8 Gy。作者推断TARE中无瘤侵犯的肝组织可接受高达100Gy的辐射剂量而不会造成静脉闭塞或肝衰竭。作者进一步提出产生肿瘤治疗效果的最低剂量为40Gy。       

一些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报道TACE和TARE术后生存率大致相当。一项包含463名以TACE或 TARE 治疗的患者的比较研究显示TARE术后常见疲劳和发热，而TACE术后更常见腹痛，腹泻和转氨酶升高[57]。TARE的肿瘤反应率(疗效)高于TACE(49% vs. 36%，P = 0.052)。总体来说，尽管TARE的肿瘤进展时间显著长于TACE (13.3 vs. 8.4 月， P = 0.0232)，中位5年生存率无显著差异。最大规模的比较研究显示TARE导致的所有类型的副反应、肿瘤反应率和肿瘤进展时间要优于传统TACE，但总体生存无差异[58]。
目前大多数以TARE治疗的病人均不适合采用TACE治疗，因其高肿瘤负荷、血管侵犯或既往TACE无很好效果。因为有非靶区栓塞的危险性，放疗性栓塞是经导管栓塞术其中技术最难的一种。任何病人拟用90Y微球栓塞治疗有两种绝对禁忌症 [55，62]。第一禁忌症为治疗前99mTc 标记大颗粒聚合白蛋白(MAA)放射核素扫描显示明显的肝-肺分流(>20%)；单次灌注将导致>30Gy入肺，多次灌注将导致50Gy入肺。第二禁忌症为当前导管插入术下没有办法阻止微球到达胃肠道。只有动-静脉分流入肺的程度有限(通常少于20%)及无微球到达胃肠道的可能性时，病人才考虑行TARE。  

支持应用TARE治疗HCC的证据来自大规模研究，研究对象纳入了终末期HCC， 不适合其他局部治疗或TACE治疗失败的病人。 放疗性栓塞可用于TACE治疗后继续发展的HCC病人，和门静脉受侵犯的晚期病人。

许多关于TheraSphere® 和 SIR-Sphere®临床研究（美国和欧洲总共有25项） 正在进行，旨在评价其治疗原发或继发肝癌的可行性、有效性和耐受性。 

7.HCC患者中TACE的疗效评价

4966名接受超选择性传统TACE，且无血管侵犯、肝外转移及前期治疗的日本患者中，中位生存期为3.3年[63]。中位生存期按肿瘤分期，则HCC早期为16至45个月，中期为15.6至18.2个月，晚期为6.8至13.6个月[1]。EASL和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联合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规定对HCC的疗效评估应基于治疗4周后对比增强CT或MRI的mRECIST标准。传统方法对以TACE 或TARE 治疗的HCC病人并无预测价值，诸如经典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64]。RECIST标准仅依赖于肿瘤抑制作用指标之一的肿瘤缩小率，但它仅仅适合细胞毒性药物。TACE和TARE直接导致肿瘤坏死，但其抗肿瘤行为并不导致总体肿瘤负荷的减少，而是导致可以由对比增强放射学识别的存活肿瘤的减少。因此针对HCC的RECIST标准修正，测量存活肿瘤的靶病灶直径的修订版RECIST (mRECIST) 来衡量TACE和TARE治疗效果更好。EASL 或mRECIST衡量的TACE后肿瘤反应已被证明跟生存结局相关[65， 66]。

术前甲胎蛋白(AFP)不是术后临床疗效的预测因素。病人治疗前的高AFP值于治疗后下降提示有疗效，不过这并不可靠，因此AFP不应替代动态影像学检查。治疗后早期肿瘤标记物浓度上升可能反应细胞溶解而不是疾病进展。 

如果TACE的第一个疗程不能达到肿瘤完全坏死，应该进行第二次治疗，因为可能是错过了肿瘤供血动脉。连续两个疗程TACE都无疗效的病人应考虑其他治疗方案[1]。

8.总结及未来发展

TACE同样可降低3-5cm病灶的分期而允许后续RFA治疗。一项189名HCC<7cm的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c-TACE RFA比单一RFA获得的总生存率及无复发率更高[67]。近期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RFA 联合TACE治疗与单一RFA对HCC 患者的疗效（含571名病人的7项试验），结论是相比单一RFA，RFA 联合TACE治疗达到更高的总生存率和无复发率[68]。

索拉非尼(Sorafenib， Nexavar®， Bayer and Onyx Pharmaceuticals)治疗晚期HCC已获批准。SPACE试验调查了304名中期HCC病人中，索拉非尼联合DEB-TACE(DEBDOX®)的方案对比安慰剂联合DEB-TACE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DEB-TACE联合索拉非尼可延缓病灶影像学进展的时间。

迄今为止尚无临床重要证据显示DEB-TACE在疗效方面超越传统TACE。TARE也许对晚期癌症安全，包括门静脉受侵和大体积肿瘤的患者。随着晚期HCC标准化治疗中引入索拉非尼 (sorafenib)， 探索射频消融、TACE或TARE联合索拉非尼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II 期和 III期试验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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